山西大学馆藏宝贤堂集古法帖

　　朱钟铉，明太祖朱元璋曾孙，正统六年（一四四一）嗣封晋王，好博古，喜法书。朱钟铉以《绛帖》岁久断脱，于明弘治九年（一四九六）令子奇源将旧藏所传名人墨迹摹刻以传，称《宝贤堂集古法帖》。明代王进、杨光溥、胡汉、杨文卿选集，宋灏、刘瑀摹刻。

　　朱奇源自云：“臣幼好法书，父王因臣所好，命臣采择古今字帖之佳者，集成巨册，因名之《宝贤堂集古法帖》。”《宝贤堂集古法帖》刻石原存晋藩王府，明末毁损严重，石多散失。清顺治十六年（一六五九），太原知府宗彝在太原府署后圃建宝贤亭贮藏，并增刻宗彝、王京乘二跋石。康熙十九年（一六八〇），阳曲县令戴梦雄和书法家傅山一起在残帖基础上补刻五十余块刻石，后将新旧石刻一百八十余块，依序排列存藏。清末移置“晋阳书院”，民国年间又移置“山西省督军府署”后又转存“傅青主祠”。一九四一年增刻郑友渔撰书的《宝贤堂集古法帖后序》两块。一九八〇年，刻石迁至永祚寺碑廊。永祚寺碑廊内刻石一百五十六块，其中明代原石九十三块，二十七块为明代原石两面刻字，又有二块为利用金代以前《绛帖》背面又刻《宝贤堂帖》两幅。

　　山西大学图书馆所藏《宝贤堂集古法帖》为保存较好、内容最完整的原石明拓残本，共一百六十六帖幅，十二卷：卷一古代法帖，卷二晋代至明代帝王书，卷三、四、五东晋王羲之书，卷六、七王献之书，卷八晋代名家书，卷九南朝宋至南朝陈名家书，卷十唐代名家书，卷十一宋代、元代名家书，卷十二明代名家书。每四卷为一册，共一函三册，大开本，连心裱，经折装。页高33c m，宽28.5c m。封面有“积善堂藏珍”朱文方印，首册《皇帝奉书》页有“宁武南氏家藏”朱文长方印，可证曾为积善堂与宁武南氏所藏，法帖拓墨浓重，是典型的明代“浓墨本”，其字迹清晰，保存完整，具有极高的书法艺术欣赏价值，其中尤以卷十二收录的明代书迹刻画最为详尽，为我们研究明代书法提供了宝贵的资料。

　　宝贤堂集古法帖录宋克书

　　《宝贤堂集古法帖》卷十二，共收录明代著名书家：宋克、沈度、解缙、胡俨、陈敬宗、钱愽、沈为忠、黄翰、张弼等九人的书法作品，其中尤以宋克为最。

　　所收宋克作品笔势劲健，风貌简古。在用笔上，章草间杂隶书的波磔与今草的映带，古宕奇巧，虚实相生，开合的波磔将连贯的节奏分割开来，使之在起伏顿挫间，具有更加丰富的变化。如“暑天长日，谈笑尽日，焚香鼓琴，狂书痛饮”一行，“长、笑、焚、鼓、书”五字将之划分为轻重强弱不同的几个部分，又用紧密的字距将其气息连成一个完整的整体。而捺的强调，明快了节奏，更靠近章草的本源。特别是作品中六个“之”字，虽字字不同，但对捺的注重，为整篇作品带来了丰富明朗的节奏感。在结体上，此作平和间见欹侧，沉稳中有奇趣，将隶书的宽结与行楷相结合，韵味无穷，颇有古拙之气。如“琴、密、因、遂”等字，平中带奇，打破了传统上章草由隶书转变而来的固有的平正和单一，利用紧密的字势关系，巧妙地将字的欹正带入到全篇当中，即稳定了字形又丰富了章法，灵动了通篇的气韵。在章法上，此作通过字势的倚侧变化，大小错落，将呼应关系含蓄的包容在字里行间，如“古人云：彼无故而交者，则无故而离，今则有故也。彼昔之未密者，不相知也。”一段，如曲径通幽，引人入胜。

　　此作为手札，随情适性，轻松的书写中，不经意间流露出宋克在章草方面的诸多创意，为宋克的精品之作。

　　宋克于书画之道俱有极高的造诣，得益于两方面的原因，其一宋克家藏丰富，藏有大量的历代书家真迹，这为其提供了深厚的艺术土壤，在其习书之初就有了较高的起点和眼界；其二得到当时客居吴地的书家饶介的亲授，书艺大进。从此渊源而言，其师承系元代之余绪，宋克得之于饶介，饶介得之与康里巎巎，康里巎巎又得之于赵孟頫。而从其取法的根源上讲，则继承了二王之传统。

　　宋克章草书风延续着元代复兴章草的潮流，通过饶介继承了康里子山的笔法，并参以己意和古趣，形成新的风格。宋克章草取法自皇象的《急就章》，并对其有深入的研究与创新。

　　康里一脉和杨氏书风中的草书糅合章草的用笔特征发展到宋克时，宋克以其章草之专长，将章草、今草、狂草的用笔与结体完全混融，形成新的草书意境，实现了从元末到明初草书的传承和转变。观其风格的演变，先自二王、米芾之处汲取营养，结体严谨，在王羲之之“秀妍”和米芾之“欹侧”的基础上更加跌宕之态，后又增加了怀素的连绵体势和康里子山的奇崛刚毅，强化了字形之变化，使转更为迅疾，点画更为劲健利落，用笔上把章草笔法糅进狂草中更为自然，在“纵势”中的草法间入“横势”的隶法而了无痕迹，更显雄浑之气。正如于右任先生评曰：“以仲温之天才，决非月仪豹奴等帖所能拘束，而欲创为大草，则不得不求材于今狂，此《壮游诗》写法这所由来也。故此种草，谓之为古今草书中之混合体则可，如谓为章草，则误矣！”

　　于右任先生所谓“古今草书中之混合体”，正是说其在草书创作上的大胆尝试，以今草、狂草与章草相融，跳出元人草书藩蓠，成为元末明初草书创新之集大成之作。解缙评宋克草书如“鹏搏九万，须仗扶摇”，可见其在明代成就和地位。

　　宋克草书与明代草书

　　正如黄惇先生评价“宋克的楷书与草书，对明初的书坛甚有影响。陈璧、解缙、沈度、沈粲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他的沾溉。”而宋克在草书上的大胆创新，虽然源自赵孟頫、康里巎巎一脉，但他将这种创新和融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境界。它不仅将章草与狂草的用笔、结体完全融合无迹，更在用笔上间杂诸体之采，成功的增加了书法艺术的观赏层次和观赏意趣，奠定了宋克在明代书法领域的地位，同时也对后世产生了及其重要的影响。

　　商辂在其《杜甫壮游诗卷》跋中云：“其书鞭驾钟王，驱挺颜柳。莹净若洗，劲力若削，春蚓萦前，秋蛇绾后。远视之，势欲飞动，即其近，忽不知运笔之有神，而妙不可测也。我朝英宗御机时，宸翰之暇，偶见其书，叹曰：仲温何人，而书法若此！真当代之羲之也。”可见宋克在明代书坛的崇高地位。

　　其后沈度、沈粲、解缙、张弼乃至明末的祝允明、徐渭都不同程度的受到其影响，这种影响在《宝贤堂集古法帖》卷十二也得到了一些体现，其中沈度的作品是其难得的行草书，提按分明， 运笔便捷利落而沉实；线条轻重，粗细有变化，其收笔、落笔、撇捺、转折勾挑处，既有法度，又不刻意做作，字中牵丝搭笔，显得十分自然。颇具晋唐古法，又有子昂笔意，唯更加娴熟，除一点气息外，似乎看不出宋克更多的影响。沈度是明初最有代表性的台阁体书家，被明成祖称为“我朝王羲之”，他受宋克影响较大的是脱略台阁束缚的小楷《圣主得贤臣颂》和草书《朱熹感寓诗八首并序》手卷（ 与其弟沈粲合作）等，气格古雅清逸。而解缙之作受宋克草书影响更加明显，书体草中有行，行中有草，线条流畅，体势舒展， 纵横坦荡。就《宝贤堂集古法帖》所收录的作品来看，依然逃不出宋克草书的影子，流露出中锋用笔，圆转纯熟， 行笔迅急， 气势奔放，犹如泉涌， 一泄到底， 极富于抒情的特点；笔画粗细不一，曲折多变，含有章草基因；有时笔画颠狂翻腾，错综桀骜，特别是竖画的纵笔，毫不迟缓，一蹴而就。张弼的作品更是如此——明代的许多草书家在取法和气息上都与宋克相通。

　　明代草书中以宋克， 祝允明，徐渭为例，三者虽然风格差异较大，但仍有迹可循。宋克草书学二王而得“苍”，实乃其以章草之笔法参之所得； 祝允明得“古”， 乃其取法章草， “归宿晋唐”所致； 徐渭则用笔、结体以二王、米芾、怀素为宗，间杂索靖章草，得其“古”，表现出奇古的特征。然三者均吸取了章草结字用笔之法，气势豪放，表现出苍古纵逸的艺术追求。在章法上，宋克草书成纵势，将章草、狂草、今草加以混合，使之既有上下映带，起伏连绵之势，又有波磔之“顿”，增加了稳重感和章法上的“层次感”、“观赏性”；而祝允明草书则整体成纵势，单体略扁，“点”的变化运用打破了固有章法的格局和划分，使黑白的分布显得更纵横交错，富有层次之感；徐渭则草中夹行，偶见章草，在纵势中显横撑奇古之态，重笔长势的运用呈现出的强烈对比，丰富了章法的内涵。

　　从明代草书这一系列的变化和发展中，我们可以大致看出其发展趋势，即注重章草，兼收诸体，杂糅而通会，古质且新奇，在丰富了观赏性的同时大大提高了草书的表现力。而这一切，都是自宋克开始并潜移默化的影响明代书家的。

　　（刘瑞鹏  作者单位：山西大学）